侯旭东：皇帝与宠臣的关系，越亲密越危险？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2018年5月10日。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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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皇帝与宠臣的关系，亲密还是危险？
侯旭东谈“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
南方周末记者 石岩
古人的世界中，受困于现实，求宠争宠成为很多人发挥能动性的重要途径。今天的世界，则呈现出丰富的可能，完全可以创造更有意义的人生。
线性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一截矢量，指向“天命”“正统”“进化”。箭头所指，原本众声喧哗，偶然与必然交织的人世间被删繁就简。在新书《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中，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尝试摆脱这种史观的羁绊。
十年前，侯旭东起意研究早期帝国的日常统治，设想中若干研究路径就包括君臣关系。“生活中无人不知关系的重要，学者也不例外，但很多人认为日常经验跟学术无关。摒弃了生活逻辑，还谈得上准确把握历史和现实吗？”侯旭东质疑道。
侯旭东选择的是皇帝与臣或妃之间的宠信关系，正史的“佞幸传”对此类关系集中记述，其他类传中也常有“幸有宠”“信幸臣”等字眼闪烁。建立亲密关系是得宠的第一步，对于宠臣，皇帝会大把“赏赐赂遗”，进而与之“图事帷幄之中”，由信而委以重任，密谋大事。
时人早早发现：“势”比贵更重要。“势”的大小由距离权力中枢远近决定，得不到皇帝青睐，贵为太子、外戚、千户侯也可能成为阶下囚、刀下鬼。终西汉一朝，总有人臣前仆后继，不惜巨大的时间成本、子女金帛，甚至入宫做宦争宠。而“宠”多是飘风骤雨，一朝得宠，一朝身败横死者屡见不鲜。
侯旭东将皇帝与宠臣之间的关系称作“信—任型君臣关系”，以区别通过皇帝登基、即位、群臣拜谒、称臣等仪式及日常政务中借文书行政等建立起来的“礼仪型君臣关系”。在他看来，“信—任型君臣关系”并不是帝国童年时期特有的现象。
为此，侯旭东就新书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书面采访。
皇帝也要熟人社会
南方周末：书中提到的“礼仪型君臣关系”，能否理解为西方学者所谓“官僚制”和传统所谓“郡县制”？
侯旭东：“礼仪型君臣关系”指普遍存在于皇帝与大臣，乃至百姓间的关系，是从人与人关系角度的概括，与“官僚制”和“郡县制”重叠，但观察角度不同。它们着眼于制度或结构角度，关注的核心是制度与规则，人往往被边缘化，也相对忽略皇帝的存在，可能使人误将其与近代西方的官僚制混同。马克斯·韦伯使用的“家产官僚制”一说更符合帝制中国的实际。小书立足于人的言行，侧重从关系角度分析人（这里具体围绕君臣）之间的互动。即便涉及制度，亦是从人与制度的关系分析，与边界相对清晰的，带有实体化倾向的就制度论制度不同。
南方周末：书中将“信—任型君臣关系”解释为皇帝从熟人社会走向天下之治的心理需求，其中包含恐惧。秦汉之际，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不是皇帝自己的选择吗？
侯旭东：的确，郡县制是秦始皇建立的，但并不是在全国经济一体化，地区间形成基本文化共识或相互认同（最基本的是人的长期自由流动与反复接触，共通语言的出现与文字的统一）等基础上“水到渠成”的，而是在条件均未具备的情况下，因战争征服产生的统一王朝，并经汉代而持续存在。这种状态下成长起来的人，因活动空间受限，日常接触的人亦有数，难以频繁接触陌生人，不论皇帝还是百姓，都难以摆脱对陌生人的提防、警惕，乃至防范与排斥，会近乎本能地依靠熟人来控制生人。当然也会在生活中结识新人，建立新的信任关系。这种生活状态不变，就无法避免依靠熟人在陌生世界中生活。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中，类似现象亦时有所见，各种形式的同乡联谊、同学聚会等，内在感受与秦汉时代相去不远。
南方周末：以往学者，比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似乎认为，铁制农具普遍使用，灌溉技术等是秦汉之变的物质基础，而项羽失败跟逆历史潮流搞分封制有很大关系，所以郡县制是“历史的必然”。
侯旭东：所谓必然，往往是根据历史结果倒推出来的。刘邦得天下后同样部分恢复分封制，胜败有更多偶然因素，和双方性格、用人等有关。秦汉之变的背景，要到春秋战国时代寻找，我现在的看法是，那一时期持续几百年的战争成为变革的火车头。此说不是我的发明，马克斯·韦伯、许倬云与赵鼎新均先我指出此点。
南方周末：宠信关系源自皇帝对官僚体制的不信任，还是汉代官僚体制本身的缺陷？
侯旭东：不能说源自后者，任何制度均非完美。这种关系并非仅见于汉代。不信任是部分原因，根据不同皇帝的感受，还会掺杂其他原因，如不满意、恐惧等。同一位皇帝，不同阶段的感受也未必一致。除了官僚，还有一些“宠”是针对妃嫔、恩及外戚，还有乳母等，是其生活的重要内容。生活涉及的面向远多于工作，官僚制主要和皇帝治国理政有关，仅注意与官僚制的关系还不够。
南方周末：人们常说中国封建社会是早熟的国家组织形式，“早熟”实际可能是先天不足，有“天下”抱负，又离不开熟人社会的“舒适区”。“天下”常打折扣，变成了“家天下”。
侯旭东：傅衣凌先生早就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早熟”论，其实就隐含这种看法。不过，就公私而言，中国文化传统扬公抑私，但就出现先后本末而言，“私”是自人类产生以来一直存在的，“公”则是后起的，代表“国”的“公”更是晚出。以前过于看重家、国、天下之间的递进与推展，没有注意其（实际是儒生为解决矛盾开出的药方）背后三者间的紧张与矛盾。
“宠”是资源分配的超车道
南方周末：对于宠信关系何以产生，书中屡屡提到却未展开的“一君众臣万民”很有解释力。可是按学界说法，中国的皇权并非没有制约。你在书中也提到，西汉的日常政治实际是丞相主政。
侯旭东：“皇权”这个说法，书中没有使用过。这实际将皇帝的作用抽象化、均质化，易于脱离具体的人和语境，难免流于形式化标签。它们一旦形成，往往会成为今人切近观察与分析古代皇帝与国家的障碍。该体制最主要的功能是分配名号、资源与利益，等级官僚制本身就是分配这些的最重要方式，秩次等级与各种待遇对应，属于一次分配。汉代乃至后代的皇帝还控制了部分资源以及最终的“人事权”，可以超越官僚制度既有的成规与惯例，进行二次分配，构成一种非常规的超车道。“宠”便与二次分配联系在一起，会吸引部分臣民乐此不疲。
对皇帝的限制的确存在。臣下出于不同目的，借助故事、制度和奏章等，把皇帝的生活空间限制在很小范围内，让皇帝跟他君临的现实世界分开，只能依靠臣下的口与笔了解天下，难逃被支配塑造的命运。这种吊诡情形与“宠”并行不悖。皇帝是个多种矛盾纠结的存在，强大又软弱，支配他人又被他人支配。汉代日常统治中，丞相主政与当时皇帝、丞相的分工有关，不能将皇帝理解为事必躬亲，这种印象多半受了司马迁描述秦始皇的误导。
南方周末：书中列举西汉历代皇帝的宠臣，有些人并不想把宠爱变现为权势。这样的关系对西汉政治有什么影响？
侯旭东：如果这种宠臣活动的空间在宫中甚至禁中，而不是外朝，且不参与对皇帝决策的谋议，对政治没多大影响，如文帝时的邓通，景帝时的周仁之类。有些人在宫中活动，参与谋议，但没有权力欲，如张安世，实际对政治有影响，只不过暗含在皇帝的诏令中，不为外人所知，本人亦尽量加以掩饰。若在外朝为官，如哀帝时的董贤，即便没有权力欲，也会卷入朝政，激起大臣的谏言，宠信关系也就不纯为私人关系了。作为一国之主，皇帝可以超越与掌控官僚，调动并分配全国的资源。没有固定的制度或规定来为皇帝划分公私领域，很难说有什么纯粹私人关系，都可能转化或掺杂“公”的成分，所以儒生一再强调皇帝要公而无私。皇帝也有七情六欲，法外施恩不可避免，因此现实难符儒生理想，冲突亦不意外。
南方周末：宠信关系是一种危险关系，从臣子角度看成本巨大，很难长久维系，一旦失败代价惨烈；从皇帝角度看，宦官和外戚专权也不是什么好事。历史上是否产生很多相应制衡机制？
侯旭东：视宠信为危险关系，主要是后代史家，以及今天对此不屑一顾者的看法，多半属于“旁观者清”或后见之明。吸引那些渴望厕身其中者的，恐怕是短暂受宠带来的荣华富贵，以及一时实现权力欲的快感等。正因为看不到福祸相依，热衷者络绎不绝。不少朝代为免于重蹈覆辙，采取很多防范措施，实际效果不彰，特别是宦官问题，东汉、唐与明尤为突出。其实宦官是皇帝的延长线，他们的存在与皇帝“制度”紧密相连。敌视宦官与儒生有关，今人更是无意中接受了儒生的立场与态度，因为史书是由儒生出身者撰写的。
不同人眼中呈现的“宠”的多面性（这恰恰体现了“宠”的关系性），亦是我想借助此书揭示的。如封底所言：“古人的世界中，受困于现实，求宠争宠成为很多人发挥能动性的重要途径。今天的世界，则呈现出丰富的可能，完全可以创造更有意义的人生。对比古今、先人与自己，在历史中，进而在现实中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价值与局限。如此，或可让‘读史使人明智’的古老传统重现生机。”责编谭徐锋先生从“代序”中摘录这段话，深得我心，表达了撰写此书的根本目的。
能臣、宠臣、佞臣和乱臣
南方周末：能臣、酷吏和宠臣通常是什么关系？
侯旭东：一言难尽。“能臣”并不是一个通行的说法，“酷吏”因成为类传的名称而流行。两者偏重大臣事功方面突出，表达的是他们与业绩之间的关系，“宠臣”则侧重于与皇帝的私人关系。能臣与酷吏往往在外朝或地方任职，宠臣多半活动于皇帝身边。有时能臣亦是宠臣，如汉代的晁错，明代的张居正，但不存在定数。汉代的张汤则集酷吏、能臣与宠臣于一身。武则天时亦不乏其例。更多时候未必重合，要归纳简单的关系式并不容易，参与其中的是有欲望、想法，具有创造力与能动性的人。
南方周末：宠信关系只是围绕着皇帝的诸多关系中的一种，是否要与别的君臣关系互相博弈，才能决定皇帝“朋友圈”的情形？
侯旭东：这恐怕触及《宠》最不易理解的幽微之处。大处讲，是关系思维与实体思维的不同；具体而言，则是为何书名定为“宠”，而不是“宠臣”。一字之差，在我看来，实则是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别。“宠”或“信—任型君臣关系”描述的是一种关系状态，小书围绕这种关系展开，参与关系构建的有皇帝、男女众臣，因所处关系状态不同，有求宠而不得者（大量的），有一时得宠者（即所谓“宠臣”），得宠者之间也会产生争斗（争宠），还有失宠者，也有皇帝宠信，臣下敬而远之的，这些均纳入研究视野。它分析的一个重点是这种反复发生的“关系过程”，而不仅仅讨论哪些人是宠臣。这些宠臣是帮助我们认识“宠”机制的一副透镜，若将目光停留在得宠者身上，实际是将反复的过程割断，仅取最耀眼的一段，无法揭示完整机制。传统史家撰写“佞幸传”便是这种思路，近代学者往往不假思索便继承了这种分类与书写方式。这种臣下的类型学描述与研究，恰恰忽略了关系的过程，即其流动性。
各种臣的分类，以及与宠臣之间的关系，在关系视角下并不成为问题。这些分类本身都不固定，按照班固的表述，卫青与霍去病均应纳入《佞幸传》，但因二人有军功，所以不入。从关系角度看，晁错、张汤均属于此类，但或各自有传，或入酷吏。能臣或酷吏，往往是旁人、史家或后人的概括或赋予的标签，当时则均是臣，关心能否得到皇帝的赏识与重用，能否得宠。能与酷，是他们与工作之间的关系的符号化，某种程度上亦有助于得到皇帝赏识，甚至成为宠臣，均需具体分析。
“宠”，或更一般意义上“信—任型君臣关系”是中性的，不含褒贬。宋代的王安石，从与神宗关系看是宠臣，或与神宗建立信任关系的大臣。神宗及新党看来，他也是能臣；高太后及司马光等旧党眼中，则等同于祸国殃民的乱臣。皇帝信任并任用他们认为能干的臣下，是历朝常态，只不过“能干”需要在工作中证明，时人看法亦未必一致，观察的角度、立场不同，标准亦不同。对汉景帝而言，晁错是宠臣亦是能臣，时称“智囊”，但对当朝大臣或诸侯王而言，则是祸水。今天诸侯国立场的史料几乎不存，我们接受的均是站在汉朝立场上的论述，多半会认为他是能臣。
用实体化思路处理，会纠缠于哪些人该纳入“宠臣”，哪些人不算，就有些未得要领。小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提醒读者，标签往往是后人粘贴的，而在当时，现实往往是流动的，需要摸索新的视角与方法来处理。
“给自己和刘氏王朝提前宣判了死刑”
南方周末：本书前言对线性历史观的批判非常犀利。正文所剖析的宠信关系对以往关于西汉历史的线性叙事构成了哪些冲击？
侯旭东：第三部分按照西汉十二帝勾勒了各个皇帝与亲宠的关系如何展开，皇帝交替时宠臣的命运，这是本书轴心。附录二则更为详尽，力图穷举，当然肯定有遗漏乃至误判。史家的记述也是筛选与遗忘，自有标准，未必将宠臣悉数收入史书，描述与当时人的感受未必吻合。随时间演进，也会有变动。诸如此类相互叠加，造成判定不易。
宠信关系展开，参与的皇帝与臣下不同，脚本却大体相同，同时也有不少与众不同的人。后一类易被忽略，如文帝时“不好外交”，只是媚上的邓通，可惜在为文帝吸脓一事上得罪了太子，即后来的景帝，太子即位后他未得善终。景帝时的周仁，同样没有权力欲，却得善终；对宣帝有救命与养育之恩的丙吉，受倚重信任，却对宣帝敬而远之。受宠者亦可能因他人构陷而阴沟翻船，武帝时张汤自杀，并非失宠于武帝，而是与朱买臣等人的矛盾所致。霍光与宣帝的关系，亦只是披着“信—任”的外衣，内中则是相互防范。而对成帝与哀帝时期的分析亦显示，王莽最终代汉，除他个人努力之外，一系列因素的巧合创造了可能。成帝对王凤将信将疑，亦表明王氏地位并不稳固，虽然成帝时王氏把持朝政，真正的关键节点是哀帝朝。哀帝猝死而未留遗诏，何人继位便由生者决定，因太后王政君尚在世，为王氏卷土重来创造了机会。董贤缺乏政治经验，将玺绶轻易让与王闳，等于给自己和刘氏王朝提前宣判了死刑。
这些反复循环、多歧人生、关系格局及种种偶然，按照时序呈现，表达的是西汉二百年历史的走向并非必然与命定，人生有多种走向与历史亦存诸般可能。我理解，这就批判了线性史观，也挑战了倒放电影式的历史叙述。本书是将西汉作为个案分析，暗含其他朝代存在同样情况的猜想。最显明的例子是正史里有十一史为“佞幸”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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